三个女人的故事

郭婉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
郭婉莹,上海永安百货的大小姐,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文,在伦敦生长,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文革”中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工、连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

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留。

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子女都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严幼韵,穿了一辈子高跟鞋,习惯了
严幼韵,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复旦大学校园的校花,嫁给了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杨总领事。日寇侵华,疮痍满目,杨总领事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与七名外交官一起被枪杀在异乡的稻田里。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顽强生存。她卖掉了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 ,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工作到65岁退休。

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与孙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问: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

郑念,中国“最后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
郑念,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

出狱后,她才知道唯一的爱女已死于非命。但她仍坚强地以63岁高龄离沪赴美,勇敢地扬起人生的第二段征途,并为我们留下那本不朽的著作《上海生死劫》。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郑念以劫后余生的母亲身份含泪写来献给自己心爱女儿的。

虽然去美时已63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从她身上彰显了中国“最后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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